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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琯头镇到美国

2007-12-02 14:18

厥土斯民 　 　　 　　2001年12月25日，纽约雪花飘零。这一天凌晨，当李国基夹杂在熙攮人流中、缓缓走向肯尼迪机场的入境登记处时，他完全明白接下去将会发生什么。 　　护照显示，他和同行的王标、汤晓丹都来自中国深圳。他们带有美国总领事馆签发的证件，途经迪拜、阿姆斯特丹，代表一家大公司前来纽约考察商务。其中，李国基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标和汤晓丹则是随行人员。 　　按照惯例，在入境登记处，所有人都要核对手纹或留下手纹记录。看着越来越挨近的探测器，李国基似乎心怀忐忑。五个、四个、三个……到底轮到他了。和别人一样，他将右手伸了过去。几年之后，他依旧记得这个细节，他说：“虽然早做好了准备，我的手还是有点发抖。” 　　一如他自己预料的，刹那间，警报器发出刺耳的鸣叫，几名反应敏捷的机场警察立即扑了上来，将他按倒在地。 　　这一天，也就是西历的圣诞节，美国移民当局以涉嫌伪造证件、非法入境的罪名，扣押了李国基、王标和汤晓丹三人。几个小时后，在审讯室里，李国基用家乡方言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叫林万喜，中国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人……” 　　审讯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天，通过一名华裔翻译，这个冒充李国基、真名林万喜的中国偷渡客，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的阅历、非法入境的缘由。值得一提的是，纽约移民当局配备的几名中文翻译，也大多能讲一口流利的“福州话”，一种仅仅通行于福州市，以及下辖的福清、长乐、连江、平潭几县的方言。对他们来说，普通话熟练与否，是一件很次要的事情，因为形形色色的中国偷渡客，十有八九都来自这个地区，也十有八九都习惯了用家乡话交谈。 　　 　　（一） 　　 　　对林万喜乃至琯头镇来说，1981年夏天之前，世界简单而朴素。 　　那时，琯头镇只有一条短而狭窄的小街，几家小店铺也仅仅供应一些油盐酱醋。在长满青苔的老屋天井边，几千居民日出而作，谈论的话题也大多是耕种稼穑、年成雨水。 　　人均三分六厘水田，种的是稻谷。不过，除了年节，“只有干部才吃得上大米饭”。丘陵旱地里的一垄垄番薯，在铽碎、风干之后成了“番薯米”，这是他们的主要口粮。当地方言，大米饭是“白饭”，而番薯米是“黑饭”，一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因此在小镇孩子中悄悄流传着：常年吃白饭的人，拉的也是“白屎”。 　　一个个老人被抬上后山，被埋葬进田土；一个个孩子眨眼长大，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春播秋收，天地循环，人生的代谢如同草木，又无穷无尽……直到1981年夏天，一群群“南洋客”回来以后。 　　“南洋客”是福州地区对华侨的通称。在海岸隔绝之前，琯头镇“门前就是海、屋下拴着船”，渔民、船工频繁往来于几省水路；而几百年以来，因为饥荒、债务或者罪行，没了活路的琯头人，总要一拨拨地前往南洋、“檀香山”乃至美国。许多人死在路上，活下来的人，往往也要经过几十年乃至几代人才能回乡探亲祭祖。 　　这一年回乡的南洋客，就大多来自美国。 　　回乡之初，镇上的许多老人悄悄议论，谁谁原来是个贼，在村里偷鸡摸狗，混不下去了才下的南洋；某某也不干净，欠了一屁股债，跑了以后就不了了之。随即，他们的种种底细也在小镇流传着：这些人有的看更，有的当厨子，境况最好的也不过开一家餐馆；在美国几十年，他们还是满口乡音，不要说外国话，就连普通话也说不囫囵，并且最爱吃的还是番薯饭…… 　　所有这一切，让小镇居民心态复杂。然而，当他们走家串户、和近亲旧友见面时，小镇被震惊了。 　　“他们带回了衣服、收录机、彩电。还有美圆。”在一家杂货店门口，48岁的刘爱月出神地回忆：“那时候，一美圆换三块三人民币，他们给兄弟姐妹的见面礼，一般是一家三百美圆。一千块钱啊，哪怕什么都不做，也够一家人吃喝两年了。” 　　林万喜则说，接下去几年，每回来一批南洋客，镇上就“轰动一次”。 　　 　　（二） 　　 　　随着一批批南洋客的回来，小镇开始了不动声色、然而渐渐狂乱的嬗变。 　　小规模走私悄悄出现。趁着夜色，一些渔民驾船到一水之隔的马祖岛，带回布匹、雨伞、手表和三用机。在物质匮乏的年月，这些货物往往一上岸就被瓜分一空，而后流向各个村落乃至附近集镇。 　　走私使一些渔民拆掉了木屋，盖起了瓦房。而对小镇来说，更重要的是“万八”的出现。 　　没有人知道，琯头镇的第一个偷渡客是谁。人们只是依稀记得，大约1982年，一些小镇青年陆陆续续获得了赴美旅游签证，从此一去不返。为他们办理证件的，是一些国际偷渡组织，费用是一万八千美元；而垫付这笔费用的，则是他们的南洋客亲戚。 　　此后两年，他们的消息在小镇不断传扬着：在一些中国餐馆当上勤杂工了；第一个月工资拿到手了；旅游签证过期了，他们成了“黑人”，不过美国很安全，移民局官员基本不会上门；他们当上“油锅”、炒锅（小厨）乃至大厨，能拿到一千多美圆了；最后，则是他们还清了亲戚垫付的偷渡费用，开始往家里寄钱…… 　　从进入美国到还清一万八千美元债务，平均费时大约是26个月。1984年前后，当几张汇款单寄达小镇时，没有言语可以表达他们家人、亲友以及街坊邻居的心情。二十余年后，时年28岁的郑习本谈到，他父亲收到他哥哥一千美圆的汇款时，当即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这个业已逝世的老人来说，尽管一生勤扒苦做，他也没有积攒下这么多钱过。 　　陆陆续续地，祖屋拆掉了，瓦房盖起了。随即，瓦房又拆掉了，几栋贴着白瓷砖的小楼出现在琯头镇。它似乎在静默无声地召唤着一个个小镇青年，美国有钞票、体面和富足的生活。 　　偷渡初潮因此卷起了。 　　闻风先动的，大多是有海外近亲的青年。当时琯头镇接近五万居民，而生活在海外的乡亲、戚友也成千上万。这些青年或自作主张，或在长辈的敦促下，纷纷给海外亲戚写信，要求垫付费用，并许诺在几年内还清。直到今天，55岁的王文伙还保存着一封当年书信的底稿，以及美国亲戚的回信。在底稿里，他弟弟以歪歪扭扭的字迹，阐述着自己的希望；而他的亲戚则表示，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是一万八千美元有些困难，“能否让你三舅帮忙分担一半”？ 　　八十年代中后期，究竟有多少小镇青年偷渡到海外特别是美国？没有人说得清。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偷渡费用无一例外，都是一万八千美元。就从这时开始，“万八”成为琯头镇乃至整个福州地区对偷渡客的专门称谓了，他们留守家中的妻子则被称为“万八嫂”、“万八婆”。 　　一栋栋白瓷砖小楼接二连三拔地而起。那些年，只要看到这样的小楼，小镇居民就能断定这户人家有“万八”，而小楼的新旧，则是判断偷渡年头的依据。当几百栋这样的小楼零星分布在琯头镇的二十八个村落时，偷渡狂潮终于蔓延开去了。它愈演愈烈，以至席卷了小镇的大多数青年。 　　 　　（三） 　　 　　偷渡狂潮的卷起，以船运的出现为第一个标志。 　　在八十年代，偷渡的通常方式是申请旅游签证、而后逾期不归。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包括琯头镇在内的福州地区非法滞留者越来越多，旅游签证也越来越难以申请，偷渡开始由旅游变成非法入境，飞行也由此变为船运。 　　船运使大规模偷渡成为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一张类似西方贩奴运动时期的路线网络，在福建沿海悄然形成了：在小蛇头的引领下，七八个偷渡客从琯头镇出发，经过大半个小时车程抵达福州。在这里，他们通常能见到十几伙、几十个偷渡者，这些人来自紧邻琯头的亭江镇、琅歧镇以及附近的许多集镇。汇合之后，他们再次上路，前往莆田、闽南乃至浙江的某个小海港，等待偷渡船的到来。这一期间，新的偷渡客依旧络绎不绝，渐渐汇集到几大拨、三四百人时，偷渡船也就出现了。 　　偷渡狂潮卷起的另一个标志，则是蛇头组织的日渐严密、小蛇头的日益泛滥。 　　所谓“蛇头”，指的是偷渡组织者，它因为一家香港媒体的比喻而得名。随着船运时期的到来，蛇头开始分为大蛇头、中蛇头和小蛇头。其中大蛇头往往是入籍多年、乃至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他们控制着从中国到美洲的漫长地下航线、以及若干个地下中转站；中蛇头大多是船主或船舶租赁人，他们负责从中国海岸到第一个中转站的偷渡客运送，并把偷渡客交给下一个中蛇头；而小蛇头则以本地人为主，他们利用在当地的人脉关系，游说、招募偷渡者并负责引领他们上船。 　　小蛇头也泛滥于90年代初期。在越来越多青年加入偷渡大军的年份，普通农民、无业青年乃至一些老人和中年妇女，都操持起了这一营生。他们向自己的邻居、熟人兜售着从未谋面的大蛇头，并宣扬大蛇头的实力、人品和成功案例。倘若成功介绍一个偷渡客，那么，在偷渡客抵达美国、其亲属完成费用支付后，他们能获得大约两成也就是三千六百美元的报酬。惊人的回报，一度使数以千计的小镇居民想方设法联系上大蛇头，尽管最终成为职业小蛇头的不过几百人。 　　船运初期的短暂混乱，让许多偷渡客刻骨铭心。 　　所谓“短暂混乱”，从1991年到1992年，历时大约一年有余。这一期间，许多海外亲戚不愿垫付费用、或者压根没有海外关系的青年，也想方设法混上了偷渡船。一般来说，中蛇头是不会驱赶他们下船的，他们可以带来额外的收入，倘若行程中有人出现意外的话，他们也能凑够人头。正因此，屈辱、鲜血乃至死亡开始浸染着偷渡之路。 　　上船以后，一些青年的家属会立即写信给美国亲戚，恳求他们垫付费用。不论对方最终是否同意，在船上，他们必须包揽各种力气活，乃至侍侯蛇头与船员的生活。倘若遇上黑心蛇头的话，一些姑娘会遭受强奸，甚至短期内成为蛇头和船员的性奴。因为拒绝、反抗而被抛进大海的，绝不是什么孤例。 　　对小蛇头颇有好感的王文伙说：“中蛇头最坏。他们大多是流氓出身，又不是我们的乡亲，什么都不用顾忌。” 　　经历漫漫航程，偷渡船抵达美国的某个港口了。一些人的亲戚迟迟不肯露面，另一些人则压根没有什么亲戚。从这时开始，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大蛇头的乡情、人品乃至一时喜怒了。一些人写下欠条后就可以离开，而后慢慢归还欠款；一些人会遭遇一顿毒打，从此终生残疾甚至被抛尸大海。51岁的琯头镇居民郑习本谈到，他的一个邻居曾被打折手脚，而后遗弃在纽约街头。侥幸被同乡救治后，大蛇头又一次找上门来，逼迫他写下欠条并分期还款。 　　在混乱的一年有余，究竟有多少人成功抵达了大洋彼岸？又有多少偷渡客被强奸、被毒打乃至命丧他乡？这一切，或许是一些永远的历史之谜。琯头人只是清楚地记得，大约1992年冬天，混乱结束了，一种新的支付方式出现了。尽管由此引发的一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风潮与混乱，让许多琯头人终生难忘。 　　 　　（四） 　　 　　琯头镇居民清楚地记得，1992年冬天，偷渡费用从一万八千美元上涨到了两万二千美元。 　　涨价原因有二。一是尽管偷渡船频繁往来，偷渡客却依旧滚雪球一般地扩大；另一则是因为海外担保的日益枯竭。在持续几年的大规模偷渡之后，有海外近亲的青年已经所剩无几，越来越多的偷渡客再也找不到担保人了。无奈之下，一些大蛇头答应先把人送到、而后由本地小蛇头向偷渡客家属代收费用，由此产生的支付风险则以四千美元的溢价来平衡。 　　出乎这些大蛇头意料的是，本地支付的方式更加安全。在此之后，成千上万的偷渡客没有按约付款的案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这一期间，一场由此引发的民间金融风暴让许多家庭走投无路，琯头人依旧如此。 　　这场民间金融风暴，就是“粗芦岛地下钱庄事件”。 　　价格上涨、新的支付方式开始后，琯头镇很快出现了资金短缺的迹象。民间借贷的利息一路上扬，从最初的两分半到三分、三分半，一度高达五分乃至六分。即便如此，许多家庭依然求贷无门。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异常原始的货币交易市场，在粗芦岛悄然出现。 　　粗芦岛是琯头镇所属的三大岛之一，共有七个村庄、万余居民。1993年年初，粗芦岛的几个中年农妇通过自己的外地亲友，开始大量借贷。“不论亭江的钱、连江的钱还是福州的钱，来者不拒，一概三分利息，并且每月付息。” 一位在小镇工作多年、并目睹了粗芦岛风潮全程的中学教师谈到：“一开始，不论拿到多少钱，她们都能以五分利息倒手出去。赚钱非常稳当。” 　　在几个月按时付息之后，各地资金闻风而动，一股股金钱暗流开始形成。海外南洋客汇回一笔笔现金；县城的一些银行职员低息贷出资金，随即倒手到粗芦岛以赚取利息差；至于省城福州的现金，不仅流量巨大，来源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短短半年时间，“各地流进粗芦岛的现金，估计达到20个亿”！ 　　货币掮客群迅速蔓延开去了。1994年前后，粗芦岛的干部、渔民、小生意人、无业青年，乃至一些老太太和未婚少女，纷纷做起了货币生意。与此同时，地下钱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一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手上可能有几百万。最早做这个生意的几个中年农妇，手上都掌握着几千万资金”！ 　　当这个地下钱庄群日渐膨胀时，疯狂也渐渐成为粗芦岛的症候。 　　最初是畸形的消费。以几个中年农妇为例，她们长期包租了福州最高档酒店的豪华套间，“在那里养鸭（男妓）、养小白脸”。那位中学教师谈到：“什么一掷千金？她们是一掷万金。” 　　随之而来的，则是不断出现的地下赌场。依靠这些赌场，一些生性老实的村民着实发了一笔小财，“他们在里头卖汤面，一碗面50元，加点汤头就卖120元”。那位中学教师为此感慨万千：“那时侯，钱哪里还是钱？一张白条就能换到几百万。” 　　更疯狂的事例则是，一些地下钱庄的经营者开始懒得数钱。但凡数额略大的借贷，他们一概用手指或者尺子衡量厚度，“差不多就行”。无论借方还是贷方都不会计较几百上千元的差额…… 　　在持续一年有余的疯狂岁月里，粗芦岛的货币掮客们似乎忘记了，不久以前，他们还是一些勤扒苦做的升斗小民。他们忘记了，之所以这么多现金汹涌而来、源源不断，只是因为偷渡客信用最好、还款最可靠；而在粗芦岛钱潮涌动几个月以后，偷渡客家属的借贷利息就从五分直线下降到四分、三分五，最终定格在三分一二的微利水平了。最后，他们还漠视了一个事实，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赌棍和投机商人，而后来依旧以高息向他们借贷巨款的，恰恰都是这些人。 　　“拿来的钱必须借出去，否则自己就得贴息。”那位中学教师的话语，说出了粗芦岛风潮的关键：“这么一来，明知道风险很高，也不得不借。……粗芦岛的崩盘是必然的。” 　　1995年深秋，粗芦岛地下钱庄群终于崩盘了。这一天，琯头镇如癫似狂，为前往粗芦岛瓜分剩余现金，许多从县城、省城赶来的放债人，围着一条条渡船疯狂竞价，以至车船费高达一两千元。而他们蜂拥上岛后，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最初的几个中年农妇有的自杀，有的从此不知下落。几名身负巨债的妙龄少女，也只能和债主签下一纸卖身协议，从此成为他们的性奴。 　　损失最为惨重的，还是琯头镇本地居民。在这场荒诞闹剧中，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倾家荡产，更多的家庭从此长期不和。此后几个月时间，小镇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了。只有远在大洋彼岸的万余名偷渡客，依旧以自己的汗水和劳作，默默支撑着它千年不变的富足渴盼。 　　当年年底，偷渡费用再度上涨到三万三千美元。 　　 　　（五） 　　 　　粗芦岛风潮前后，长达五六年的时间，一波波偷渡狂潮不断卷起。 　　血腥气息渐渐淡出偷渡之路了：大蛇头们发现，这是一笔最安全、最划算的买卖，他们为此三令五申，要求善待中国偷渡客；与此同时，小镇居民也开始“货比三家”，一些声名败坏的蛇头渐渐门可罗雀，倘若在船上遭受虐待、殴打的话，十乡八里往往群起抵制，许多地下航线因此悄无声息地废弃了。 　　一种相互伴生、近乎正常交易的默契出现了。尽管如此，前往美国的路途，似乎更加艰难、曲折。 　　1993年6月6日凌晨，正是粗芦岛钱潮初涌的夏天，一艘满载286名福州偷渡客的旧船“金色冒险号”在纽约近海搁浅。随后，这些偷渡客纷纷跳入大海，向几百米外的海滩游去。由于海水寒冷、不善游泳以及长达四个月航行带来的体质虚弱，当美国海岸巡逻队的快艇赶到时，已经有十人溺水身亡。而在被抓捕的270名偷渡客中，包括了十余名琯头镇青年男女。 　　“金色冒险号”事件震惊全球。从此，一艘艘海岸巡逻艇开始严密盘查不明身份的船只，到当年年底，被拦截、扣押并分期分批遣返的福州偷渡客已多达三万余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签署、颁布了一系列严惩偷渡的法案。小镇的生态，乃至千万青年的偷渡之路，正因此悄悄地、然而长久地改变了。 　　一幅幅标语出现在琯头街巷上，比如“偷渡私渡要坐牢”，又比如“守法致富光荣、偷渡发家可耻”。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许多小蛇头被秘密举报、锒铛入狱，一些偷渡船甚至尚未驶离海岸，大批边防巡逻艇就蜂拥而至……而与这一些相比，更重要的是，太平洋的汹涌波涛、漫漫航程，从此更显叵测，更加难以预料，也更让偷渡客们刻骨铭心。 　　偷渡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伪装。缆绳、鲜鱼和许多货物被堆放在甲板上，以便看上去象是一艘寻常的渔船或货轮。几百名偷渡客蜷缩的底舱，则更加狭窄、混浊和黑暗，薄木板床铺密不透风，一只满溢屎尿的大木桶是他们的便器。更要命的是，略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必须在底舱一呆几天甚至十几天、大半月。 　　“几个月时间，只有面包和矿泉水”，许多人得了严重的便秘；每抵达一个中转站，摇摇晃晃爬上甲板的偷渡客，大多蓬头垢脸、面黄肌瘦；至于黑暗的底舱、污浊的空气、渐渐酸臭的身体，以及挥之不去、令人作呕的排泄物的气味，更成为千万偷渡客的共同记忆…… 　　在巡逻艇不分日夜的监视中，偷渡船直抵美国某处海岸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多数地下航线变得异常曲折，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瓜达卢佩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无人孤岛，纷纷出现在大蛇头的地图上。在一个个中转站之间，偷渡船走走停停。有的时候，为躲避巡查的风头，大群偷渡客需要在中转站一住几月乃至更久。“整天打扑克，没有别的任何消遣。”一名曾在厄瓜多尔吉多港滞留了一年有余的肖姓偷渡客谈到：“除非有重要事情，否则蛇头不让外出。即使外出也有人跟着。” 　　在经年累月的无所事事、翘首等待中，一些无法忍受的偷渡客干脆向当地中国领事馆自首并要求遣返。肖姓偷渡客说，与他同行、在厄瓜多尔滞留的20余名琯头青年，“自己跑回来的就有七八个”。 　　一些人中途折回了，更多青年继续前行。某个深夜，船只终于抵达墨西哥的一处废弃港口了，几百名偷渡客化整为零，开始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分批越境。一些人走“陆路”，翻越几处山岭后，他们悄悄抵达美墨边境处，并等待一名被蛇头买通的哨兵出现；一些人走“沙路”，在小片沙漠艰难跋涉三五天后，他们也能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界碑，以及界碑后头自己亲戚的熟悉身影；还有一些人走“暗路”，他们潜入墨西哥这一头的下水道，在手电筒光亮的指引下，磕磕碰碰地接近美国那一头的下水道……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偷渡客甚至躲进粪车的隔层，以此逃过美国边检官员的搜查。利用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的入境方式，短短几年时间，又有二三十万名福州籍男女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息繁衍。而琯头镇的偷渡人群，也激增到大约两万人。 　　 　　（六） 　　 　　两万名青年远行了，大约四万名老幼妇孺在小镇继续生活着。一栋栋漂亮的四五层小楼，仅仅栖息着三两个老人、一些学童以及呀呀学语的婴儿，而间杂在街头巷尾、依旧操持各种产业的，大多已经是外乡人了。琯头镇如此富足，以至于香港的一家媒体曾经报道，1998年春节前夕，“仅仅一天时间，汇入琯头镇的资金多达三千万美圆”。 　　琯头渐渐变成一个空镇了。即便如此，偷渡的故事仍然延续着，并且依旧是这个小镇的主题。 　　如果说，原先的偷渡客大多是青年男女的话，那么，到九十年代后期，越来越多十六七岁、乃至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如果说，在仓促甚至混乱的年月，许多偷渡客根本顾不上培训技能的话，那么，到这个时期，偷渡已成为一个计划周密、步骤清晰的工作。 　　原先的小街已经拓宽、延伸，一家家商铺如同雨后春笋。夹杂在商铺间的，是无数海报，英文翻译、烹饪培训、餐厅英语培训……对琯头镇居民来说，男孩学烹饪、当厨子，女孩练口语、当服务员，似乎已成为他们的定向思维。 　　培训之后，则是物色更有信誉的蛇头、更为安全的偷渡方式。 　　也是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船运渐渐退潮了，旅游签证又成为偷渡方式之一。和十几年前不同，偷渡客已经无法直飞美国，他们只能效仿海上的路途，一站站接近美国。一些人选择了经香港、过海地、旅行至加拿大，而后从加拿大偷渡过境的路线；一些人则更费周折，他们依然经年累月地走在路上，途经一个个国家。和船运时期没有什么两样，辗转来到墨西哥后，他们将徒步穿越沙漠、或行走在下水道里，以躲开美国警察的拦截。 　　旅游签证之外，则是相对便捷的“换人头”方式。它的背后是繁杂的暗箱操作：第一步，蛇头们需要伪造一些商人、政府官员乃至学者的护照，这些人往往有着优良的出入境记录；第二步，他们需要买通一些主要中转机场的海关关员，以便偷渡客能在他们值班时顺利过境；第三步，则是偷渡客的礼仪培训、形象包装等系列工作，以便让他们看起来有身份一些。 　　还有更加繁琐、细节更多的“假结婚”方式…… 　　随着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偷渡模式出现，几百人偎缩底舱、穿越万里大洋的凄凉景象，开始与琯头镇渐行渐远。而2001年10月发生在韩国海域的悲惨事件，更促使琯头人永远终结了船运时期。 　　这一年10月8日，在一艘偷渡船的底舱，韩国水上警察发现了25具窒息而死的尸体，其中11名死者是琯头镇居民。消息传回后，不仅死者亲属哭成一片，许多琯头人也同生悲戚。六年以后，55岁的王文伙回忆道：“那一天，我回想了琯头二十年的出国历史。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出去的，都是辛酸，都是血汗。” 　　63岁的唐亨明老人则说，尽管日渐富足，琯头人的命运也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凄凉”、“凄惨”。 　　对这样的命运，他们却似乎只能逆来顺受。随着一条条公路的穿越镇界、以及公寓楼和开发区建设的几次征地，琯头镇已经找不出几块象样的土地了；更重要的是，在一辆辆私家车、一片片霓虹灯的背景中，琯头人依旧找不到别的任何出路。 　　正因此，也是2001年10月，34岁的林万喜终于选择了偷渡之路。此时，偷渡费用已经暴涨到六万美元，而偷渡的主要人群，也已经变成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了。 　　林万喜选择的，是“换人头”的方式。 　　 　　（七） 　　 　　对林万喜来说，他三十四年的生涯可以简单划分成两个阶段：平淡无奇的早年，以及一事无成的青年。 　　少年辍学以后，他先后当过建筑工人、水果贩子和服装店小老板。在偷渡潮流日渐汹涌的年月，他一心想把生意做大，然而十年下来，“始终吃不饱、饿不死”。一些议论悄悄出现，街坊邻居以至远近亲戚谈起他时，要么说他“好吃懒做”，要么说他“没用”、“头脑过时”乃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更要命的是，到谈婚论嫁的年龄， 没有哪个本地姑娘愿意嫁给他。对琯头镇居民来说，正路子只有一条，那就是偷渡去美国。 　　一气之下，他做出人生的两个重要决定：匆促娶了一个外省女工之后，他卖掉服装店，又筹借了一些钱，到江苏开起网吧。网吧不过是店铺隔间几台老虎机的掩护，起初几个月，他着实赚了一些钱，直到有一天警察踹开了这个隔间。 　　被拘留、罚款、没收机器后，林万喜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了。他债台高筑，而经历粗芦岛风潮之后，琯头居民异常抵触商业借贷；他的妻子已经怀孕，而他似乎连自己也养不活。除了偷渡，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筹借偷渡费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作为琯头居民最信赖的投资，它的借贷利息已经低廉到一分出头，即使如此，争相揽贷、闹得彼此不和的例子依旧不绝于耳。物色蛇头更不成问题，在十余年的潮起潮落之后，能够生存下来的蛇头大多值得信赖。何况，倘若偷渡失败的话，前期的投入、路上的开支乃至遣返后的罚款，全部由蛇头负担。这在琯头镇已成为惯例。 　　仅仅换了一个想法，似乎就活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一年12月上旬，林万喜抵达深圳，接受一周的礼仪和形象培训后，他以某大公司高管李国基的身份，从罗浮口岸进入香港。入境时，他并无忐忑之意，因为将核对他身份的海关关员早已被蛇头收买了。 　　在迪拜也如此。而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等候转机时，一个小花絮险些让他以及同行的王标、汤晓丹前功尽弃。 　　在史基浦机场的一处角落，三名中国偷渡客呆呆而坐，任凭各种肤色的乘客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不知什么时候，一名机场警察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礼貌地说了一句英语。一时之间，三名中国偷渡客表情各异、面面相觑。 　　汤晓丹的反应要敏捷一些，她迅速用英语表明自己的假身份，并报出了航班号和目的地纽约。尽管口音浓重，倒也说得流利、明白。然而，那名警察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一边指着机场广播，一边又说了几句英语。 　　片刻之后，三名中国偷渡客终于明白过来：机场广播正一遍遍提醒该航班乘客尽快登机。他们急匆匆地拿起行李，向登机口跑去。六年以后，林万喜谈到，倘若不是汤晓丹临行前将几句英语背得滚瓜烂熟，倘若那一天不是圣诞节的前夜，他们很可能会在阿姆斯特丹遭遇遣返。 　　几个小时后，飞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徐徐下降。 　　 　　尾声 　　 　　尽管身陷囹圄，林万喜并无沮丧之意。审讯进入尾声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允许他打几个私人电话。在第一个电话里，他告诉自己的妻子：“成功了！我已经到达纽约了！” 片刻之后，在电话的那一头，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 　　另一个电话给了一个“纽约朋友”。林万喜言简意赅地说，已经到了，“请尽快办理保释手续”。对此，“纽约朋友”似乎等待已久，他说，我马上到。 　　取保候审的手续简单极了。美国法律规定：以任何方式进入美国国土的外国人，都有权申请政治庇护。在纽约朋友交付三千美元保释金后，林万喜走出了美国移民局。而此时，整个偷渡交易只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了。 　　在纽约灰蒙的天空下，当着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面，纽约朋友递给他一个移动电话。他又一次呼叫自己的妻子：“可以付钱给他们了。”而妻子还需要最后确认一下，她问：“姨丈在旁边吗？” 　　远房亲戚接过电话说：“我在。……放心吧，没有人胁迫他。” 　　随即又是几十分钟的等待。当黄昏渐渐降临、时代广场进入圣诞夜的狂欢时，纽约朋友的移动电话又响了。一旁的林万喜隐约听见，电话的那一头，有人告诉这个从未谋面的“朋友”，钱已经交付完毕了。 　　林万喜知道，那是小蛇头的来电。 　　当天晚上，在远房亲戚的住所，林万喜香甜地睡了一个大觉。任凭窗外的美国男女如何彻夜狂欢，他也丝毫没有被吵醒。接连几天的奔波、劳累以及担惊受怕，他实在是太疲倦了。 　　接下去，是工作问题。 　　找工作耗费了林万喜两个钟头。次日清晨，按照亲戚的指点，他走进纽约唐人街的一家职业介绍所。和在家乡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密密麻麻的岗位简况全是中文，更要紧的是，他甚至不必吃力地说普通话。 　　职业介绍所的姑娘满口乡音：是刚来的吧？长乐的，还是连江的？ 　　介绍过自己的家乡后，姑娘说，刚好一个琯头老板需要勤杂工，你去试试。交付了一百美元中介费，姑娘领他出门了。出门前，他注意到一个讲普通话的中国人交的是二百美元，对此，姑娘解释说：“那是一个上海崽。……在纽约，凡是自己乡亲，我们一律只收一百。” 　　还没到用餐时间，一走进餐馆大门，此起彼伏的招呼声响起来了。一个大厨打趣介绍所姑娘，长乐妹，带你老公来这里玩了？而姑娘嗔怒地回答，就是天底下的男人死绝了，我也不会找你们连江的。好了好了，你们老板呢？这个是你们的琯头老乡。 　　一群人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是哪个村的？什么时候到的？是“换人头”还是旅游签证？……话说到半截，一个服务员似乎认出了他，问他是不是某某的哥哥。当他回答是某某的堂哥时，大厨插话说：“想起来了，你爹叫林木善，你娘是阳歧村娶来的。” 　　一切都松弛而亲切。这一天，不过三言两语，林万喜被聘为这家中国餐馆的勤杂工。老板说，勤杂工的薪水只有1300美元，“还完月息可能就剩不下什么钱了”。但是，不出现意外的话，过几个月他就能当上油锅，按惯例可以拿到一千六。而通常情况下，“一年半就能当上小厨，三四年就能成为大厨”。原因很简单，每个月都会有几十上百家中国餐馆开业。 　　当林万喜向老板表示感谢时，老板大度地一挥手：“谢什么。在唐人街，只要能讲一口福州话，就不用发愁工作。” 　　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开始后，林万喜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上庭、申请政治避难以获得“绿卡”。 　　与偷渡、找工作相比，获得“绿卡”的过程旷日持久，然而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为他辩护的律师叫包杰斯，在琯头镇，这个美国人非常有名，许多压根没见过他的琯头男女都称他“包赢师”。据说，他曾先后帮助六七千个中国偷渡客获得绿卡，获利高达数千万美元。 　　包杰斯给林万喜的第一个建议，是改变政治避难的名目。他说，以某某功参与者的名目申请，一两年前很容易，现在太多了，“不时髦了”。考虑到林万喜的年龄，他建议以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并因此遭受迫害的名义，申请政治避难。 　　次年10月开庭前夕，一大堆假证据从琯头镇寄到美国了。全家的合影、三个孩子的出生资料、中国政府的罚款单、乃至几个镇干部捣毁林万喜住宅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在琯头镇，为偷渡客提供假证据已经成为一种生意，以捣毁住宅的照片为例，所谓“镇干部”不过是假证据提供商雇佣的一些无业游民，被捣毁的房间，更如同早期照相馆一样有着许多布景。 　　这一堆假证据，一次次出现在美国法官的案头。包杰斯要求，谈到遭遇迫害时，林万喜的神色应该“悲愤一点”；而当林万喜觉得“这么做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国家”时，包杰斯开导他：既然这么多美国官员喜欢听到对中国政府的攻击，“为什么不满足他们呢”？反正，“一切都是演戏”。 　　在持续几年、接连五次的上庭后，2006年9月，林万喜终于胜诉了。此时，他是一家中国餐厅的大厨，每月薪水2900美圆。他六万美圆的债务也已经全部还清了，他说，再晚两年出来的话，他需要偿还的，就是七万五千美元偷渡费，以及为数不菲的利息。那样的话，“需要多做一年才够还债”。 　　胜诉后，林万喜立即向美国移民局提出申请，让他的妻子和孩子移民美国。这一次，他们不再需要向蛇头交付巨额偷渡费了；倘若没有意外，再有一两年，他们将集体获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回去后发邮件给OPERATION MANAGER, 回信说，这事只有OWNER说了算，请直接和OWNER联系，发邮件，留言给OWNER，均杳无音讯。这期间曾打电话给劳动部，被告知我们的情况不在管辖内，只能找律师或者小额法庭。七月中的一天，老公又请假去了中介办公室，跟上次一样敲门没人开。回来发邮件说要请律师告他们，照样杳无音讯。发律师信，没反应。看来中介是想赖账了，你找不着人，奈何不了人家，只有动用法律武器了。因为老公要上班，我在家照顾孩子没出去工作，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老公写了授权书，我的工作开始了。

我做任何事情都喜欢先做RESEARCH，结果是，如果交给律师打，先交500元，追回钱的20% 归他们， 不成。请追债公司（COLLECTION AGENCY），号称追不到钱不收费，实在追不到的话，会帮你去小额法庭（SMALL COURT）起诉，排除。（这里说一下COLLECTION AGENCY，他们都有执照，有POLICY，比如一个星期只能给债务人打三个电话，还有就是他们可以知道债务人的行踪不管搬到哪里）。 最后只能去小额法庭。说干就干，网上GOOGLE了一下，找到一个很有用的网站（www.attorneygeneral.jus.gov.on.ca），根据网上说的，你最好在被告人所在区的小额法庭起诉，找到中介所在区的小额法庭，拿回一些资料和表格。所有的表格都可以在这里下载（www.ontariocourtforms.on.ca）。 （这里说一下加拿大的小额法庭，只要你追款在一万加币以下，都可以在这里提出起诉。相对大法庭来说，费用低，时间短，过程简单，只要读一下相关的GUIDE，就可以自己上了）。

我自己认为这两个文档最有用，我就完全照着做得。(GUIDE TO MAKING A CLAIM, AFTER JUDGMENT- GUIDE TO GETTING RESULTS) 第一个教你在判决之前怎么做，第二个之后怎么做。填好三份起诉书PLAINTIFF’S CLAIM，各种证明材料，还有$75CND一起交给OFFICE CLERK, 我得到一个CLAIM NO。起诉书CLERK签字后，法院保留一份，自己保留一份，另外一份送交被告（SERVE CLAIM）。接下来就是送起诉书（SERVE CLAIM）,一般情况下，这是最难的一步，规定在半年内送到。SERVE CLAIM的方法很多，亲自送，请朋友送，挂号信，特快专递。我选择亲自送。这时白大婶的信息有用了，不是说有一个早上7：30 来吗？ 好，利用他开门时，把文件塞给他。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晚了，到中介那已经九点了。来了就来了，敲门。没人开，出去看了一下窗户，正好和那人视线对上，赶快冲他打个招呼。 回去再敲，门开了，我赶快说我是来送一封信的。他说他可以转交，递交信，谢谢，并问了名字，记下时间。打电话请老公赶快发邮件给他，请他转交给OPERATION MANAGER. 不然给他是没有用的。过了几天，发信给OPERATION MANAGER，回信说收到，并转给OWNER。 从这天起，如果20 天被告没有答复，我们就可要求法庭缺席判DEFAULT JUDGMENT. 老公说我敲门咋就开了，我认为主要是当时办公室只有一个人，他以为我和另一个有APPOINTMENT。20 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填写AFFIDAVIT OF SERVICE, 主要描述你怎么送的起诉书，带到法庭在CLERK面前签字。

接下来申请缺席判，填好两份表格（REQUEST TO CLERK, DEFAULT JUDGMENT），交$35CND，当时就拿到判决书， 此时是九月15号，整整一个半月拿到判决书。不要以为拿到判决书就可以拿到钱了，拿到判决书只是小小的一步，只是说明你拿到了利用法律手段去要回你的钱的通行证，只是追债的前奏。接下来就是怎么拿到你的钱了。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会利用GARNISHMENT，意思是向（第三方）下达扣押令，一种法律手续，由此属于债务人的但为第三者掌管的财物被加于所欠原告的债务费用中。我的情况简单地说， 就是从中介的银行账户直接扣钱。这时我又遇到了麻烦。因为以前中介都是直接存钱给我老公的，只给过一两次支票，我们也没有留意那个HOME BRANCH 和分行地址。报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们拿着银行的STATEMENT，找到存支票的那个TRANSACTION，问是否可给我们ONE COPY OF IMAGE OF CHECK？答曰， OF COURSE. ONE WEEK。不到一个星期， 银行打电话让拿支票付本。 到此，我有了中介银行的一切信息，填了表格NOTICE OF GARNISHMENT , AFFIDAVIT FOR ENFORCEMENT REQUEST, 交$100CND，CLERK 签字后，我直接奔对方银行去了。表格NOTICE OF GARNISHMENT，一份法庭备档，一份送银行，一份送中介，送中介的还有表格AFFIDAVIT FOR ENFORCEMENT REQUEST，这个表主要说明你从他银行即将拿多少钱。这里有个小技巧，一般先送表给银行，五天之内一定送另外一份给DEBTOR。而银行收到通知后，要在10 天之内给与答复或者把钱寄到法庭指定的FINANCE OFFICE。不然你可以从银行拿到这笔钱（Judgment may be obtained against you by the creditor for payment of amount set out above）。

我九月22 日送通知给银行， 九月26 日银行把钱寄到指定部门。还没完，必须再去法庭填写AFFIDAVIT OF SERVICE, 描述你怎么送的GARNISHMENT NOTICE，在CLERK面前签字, 至此，一切表格才算填完。我可以马上拿到钱吗？NO! 法庭规定，在指定的FINANCE OFFICE 收到钱后，必须保留30 天时间，如果没有任何意外，而你也上交了AFFIDAVIT OF SERVICE，30 天后，你的钱才会寄出。 如果我的中介在30 天内以申请破产保护令提出上诉 ，我很有可能拿不到钱或者要等到猴年马月。另外你可从法庭拿到FINANCE OFFICE 的电话，可打电话询问情况。

这就是我追债的全过程，看起来像演了一场独角戏，在拿到支票喜悦之余，内心稍稍有点遗憾，本来为了和中介在法庭上短兵相接，我还旁听了几场官司（小额法庭好多官司对公众是开放的），准备了一大堆说词，幻想自己也像港台剧里的女律师一样在法官面前侃侃而谈，结果自己给自己当律师的愿望没能实现，不过没当成律师，却当上了这场独角戏的制片，导演，和唯一的女主角， 也算过了把电影瘾吧。接下来该做什么呢？这还用说，去银行存支票！

2009 Xmas holiday

两次决定，一次偶遇

当你觉得岁月在心里刻下的痕迹仿佛要比在脸上的多。

突然发现，自己从原来的相信一见钟情，变成害怕这种感觉。因为心里的无奈让人对炙热的感情再也打不起兴趣。然而又忍不住想回味那种滋味。忽然觉得也许对方也是这样。这种心结仿佛折磨着每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或是遭遇相似的人。在感慨偌大的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的时候，耳边依然回响着一句话，“你明天就会忘了我的”，但是，怎么努力回忆也记不起自己听时的表情，就当那时是无心的一笑吧。

已经不再能像年青的时候一样对自己说，就让它来吧，有的只是无奈堆积出的叹息。

Every experience is a value.

The best way to resist temptation is to yield to it？？？

Is to love and lose better than not to love at all ？？？